文/雪凝

人之初来性本善，李家善事千千万。

家就住在孤山根，善行天南和地北。

歌中的“孤山根”是指李家大院所在的位置，它位于运城市以北，东临桃花谷，南眺百里盐湖，是一处风景绝佳的风水宝地。然而在明朝永乐年间，李家的祖先相里百泉却还居住在陕西韩城相里堡村。那一年，相里百泉遇上了百年难得一见的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人们食不果腹，饿殍遍野。他出于求生的本能，只身一人东渡黄河，来到了山西万泉县薛店村。为了生存下去，他走街串巷给人们缠簸箕、扎箩底，手头稍有点积蓄便置办了田地，在这里成家立业，繁衍生息。村里的人因为叫他的复姓不习惯，便把他的“相”字隐去直呼其为“老里”，时间一长，“老里”演变成了“老李”，于是就有了后来名满天下的“李”家。

明朝末年，李家第八代传人李永山举家迁居到万泉县阎景村，其长子李春春落户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平民村，次子李春斗、季子李春祥均在阎景村以农耕为主。他们都继承了祖上的遗风，勤俭持家，家道逐渐殷实起来。到了第十三代，李文炳便开始弃农经商，摆摊贩卖土布。李文炳机灵睿智，当他了解到靖边、安边、定边等地因为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不能种植棉花，当地人对土布的需求量大，而价格又比在万荣本地高出许多倍的时候，他果断地用摆摊卖布的积蓄在本地收购土布和其他杂货，长途贩运到“三边”去卖。由于他为人厚道，讲究诚信又重义气，贩卖土布的生意进行地很顺利，手头逐渐积累起了自己的原始资本。

一八二三年的春天，是一个改变李家人命运的季节。李文炳同弟弟李文阶、李文蔚一起组织了马帮，进行大批量的长途贩运。他们从当地收购土布，驮运到“三边”，返回来时又捎带着皮货、药材等内地需要的货物，一直这样坚持着双向的长途贩运买卖。渐渐地，李家的生意越做越大，到了第十四代“敬”字辈时，李家的经商分号“敬义泰”、“敬信恭”、“敬信溥”、“敬信诚”已经遍及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湖北、河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十五个省市四十余个地县，共一百多个店铺，经营项目多达两三百种，并生产加工销售糕点、玫瑰露酒、枸杞酒、黄酒、酱油、陈醋等，同时还在各地开设钱庄经营汇兑业务，在陕西韩城开办铸造厂，在陕西三原县设“鼎记花店”，投资入股晋华纺织厂、新绛大益纱厂等。至此，李氏家族的生意已经由传统的货物贸易走向了金融汇兑和兴办实业，成功地实现了由商人到实业家的转型，成为晋南首屈一指的富商巨贾。

然而，真正使李家自豪的，不是世人艳羡的金银财宝，也不是美轮美奂的豪宅大院，而是人人都能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美德——善。

清朝手里就有名，大善小善他都行。

赈灾呀，舍饭呀，河津北山拉炭呀。

如果说山西的大院文化是一串晶莹剔透的水晶珠链，那么以“善”著称的李家大院文化则是当中那颗最耀眼的明珠，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煜煜闪光。

在万荣，上至耄耋老人，下至稚嫩孩童，几乎人人都会唱这首《万荣有“家”李善人》，这说明李家的善不是一个人的善，而是以李敬修和李道行为核心的整个家族的善。

在万泉(荣)县志上，李氏家族的善举，在各个时期都有记载：

清光绪三年，天大旱，人相食，屠牛马，种几绝，斗粟白金四两。为救灾民，李家出资在万泉一带放赈舍饭，救活百姓无数。

清光绪二十年，县内孤山洪水暴发，阎景村内房屋多数倒塌，粮食多被淹没，村民扶老携幼避难庙宇，其衣食无着者不下百余人。李敬修、李敬伦(信)同侄子李道升组织家人为村民取土盘灶，劈柴煮米，舍饭施衣，惟恐不周，使村民无一人受饥饿。

清光绪二十六年，河南、河东大旱，小麦未收，斗粟银二两四钱。老百姓饥寒交迫，饿死过半，李敬修、李敬伦(信)同侄子李道升拿出数十百斛粮食赈济村民。同时，又拿出500两银赈济故族薛店村贫民，有的养在家中，有的施以粟米，毫不吝啬。

民国十五年，大雨冲毁了由万泉通往河津的一段公路，当地恶棍王发儿想借机赚取不义之财。他雇人把土路垫好，向过往的马车收取过路费，没钱交过路费者要以煤代替，他再将煤高价卖给过往的拉煤人。他卖煤时从不过秤，说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人敢和他计较。从外地返乡的李道行听说后，就带着随从找到了王发儿，向他支付了所有的修路费，并且多给了他一百块银元，还买来牲口让他喂养，让他帮助过往的拉煤人上坡使用，所有的费用均由李家支付，并且还付给他工钱。王发儿被他感化，从此不做恶事。

无独有偶，有两个小偷去李道升家偷东西，刚爬到房顶上就被李道升发现了，他走出房门，大声说：“房上的人请下来吧，夜黑危险，我给你搬梯子，别着急，如果掉下来，摔坏了身体，家中的父母谁来养活？”小偷听后惭愧不已，跪在他面前不停地磕头。李道升送给他们钱财和粮食，并且叮咛他们，如果以后再有困难就来找他。从此以后，这两个小偷改邪归正，再也没有小偷忍心来李家偷东西了。

民国十七年到十八年间，山西又逢大旱，庄稼全部枯萎，饿死者无数，而晋南是遭灾最为严重的地方。面对此情此景，李道升、李道行、李道在、李道荣、李道临等人毅然作出决定：罄其所有救济周围17个县的灾民。

李家兄弟向这17个县每县捐助1000银元，另外为河东旱灾救济总会捐款10000银元，对本县、本村及其原籍所在地的薛店村特别救济4000银元和2000银元。他们还在薛店村家庙、阎景村祖师庙、运城池神庙附近设粥场舍饭，每次开饭时鸣钟告知，一日三餐不限量供给，力求每个人都能吃饱。这样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秋收后，家家都有粮食了粥场才解散。李家的这一善举，使河东许多百姓得以存活下来，未因灾荒饿死一个人，也无一户因此变卖家产，而李家却因此而负债……

“处富却知贫是谓真达者，赈饥而负债堪称大善人。”富而知贫者古已有之，但却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像李家这样因赈灾而负债？李家的善行善举像阳光一样温暖着世人的心，在社会上形成了人心向善的美好局面，使性恶之人也变得善良起来，无形中起到了教化民众、培养良好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

老蒋炸了花园口，难民多的没法数。

粮票发到难民手，李家舍饭处处有。

李氏家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经商以“信、义、诚、恭、谦、和”为经营理念，做人则以“仁义礼智信”为准绳，以义制利，推仁行善，善行数十代从不间断。

据当地史料记载，李家除了在特殊年代倾力资助贫弱外，平时对当地百姓的资助也从未间断。民国初年，阎景村的所有赋税均由村内 16户富户承担，其中 15户是李家兄弟；阎景村有数十户人家因贫困养不起牲畜，李道行家的马厩里每天便拴着四五头牲口，免费供村民们使用；李道行家常备有两辆马拉轿车，一辆归自己使用，一辆供村民和亲朋使用；每年腊月二十三以后，李道在便会安排家人到西安购回几十石粮食，印制粮票盖上自己的印章，发给在街上讨饭的难民和穷人；凡阎景村和薛店村村民因丧事困难者，李家会送上棺材一口，并施以粮食，让其入土为安；对遇难、患病和家庭贫困的人家无论何时找上门来，都有求必应，或舍饭送衣，或送粮送钱。当地百姓家中的婚丧嫁娶或日常困难之事，李家总要设法尽力予以周济扶助。

民国二十七年，蒋介石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河南花园口决堤事件，淹死百姓数十万。一时之间，人们纷纷逃往西安，人数有百万之众。为了救济这些难民，居住在西安的李道在拿出银子，从粮店购回了大量的粮票，让子孙把粮票发给难民，帮他们度过难关。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经常轰炸西安。许多同胞被炸身亡，为了保护家人和街坊邻居的安全，李道荣在西安甜水井街南城墙边修建了一座可容纳百余人的防空洞。只要防空警报一响，人们便躲到防空洞里去。李道荣还派人送水送饭，使人们安全地躲过了空袭。

李道行在路上碰见一位拉煤的人车轴断了，煤撒了一地。当时天快黑了，他赶忙下车，问清原由后，便赶忙叫人到村东沟薛师傅木匠铺把车轴换好，账记在自己名下，并让管家付给贩煤人住店费和路费。这个人回乡不久就卧床不起，他在临终前告诉儿子：“寸草有心，今世李善人之恩难以回报。你一定要到汾南万泉县找到李善人，当面致谢！”半年后，他的儿子拉了一车煤前来感恩致谢。李道行让管家付给他煤钱，他死活不要。李道行对他说：“煤可以卸下，但钱是要付的，这是李家的规矩。你能来，就难得你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了！”

对于深受李家恩惠的老百姓而言，李家人在他们心目中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他们爱李家人，敬李家人，个个恨不得拿自己的所有来回报他们。但是李家人缺什么呢？李家人图什么呢？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什么都不图。人们惦惦念念着，或羞涩或豪爽地把李家人请进了自己的心窝里，也沿用着前人们留下来的名号默默地供奉着他们，别人都大张旗鼓地供奉菩萨供奉神灵，他们却在心里隆重地供奉着自己的“李善人”。

只是，此“李善人”非彼“李善人”，但是，他们都是李家人。

家人不穿绸和缎，举债缩食为舍饭。

学堂庙堂育婴堂，堂堂事情都捐上。

李氏宗祠正堂中墙西边挂着簸箕和箩子，东边挂着一卷土布，并把《朱子家训》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镌刻在大门两侧，用以警示后人，要牢记前辈艰苦创业的精神，节俭持家。同时，商号还规定经理和账房先生回店汇报工作或结账时，必须穿家乡土布做的衣服和鞋袜，一律不能穿绸挂缎、西装革履，否则不予接待。

李文炳之妻卫氏，每天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安置器物，炊饮之余，纺织缝纫。白天干不完的活，晚上点灯熬到深夜。家虽富裕，却食淡衣粗，节衣缩食救济穷人，如此过了三十多年，儿子媳妇也都纷纷效仿，丝毫不敢奢侈怠慢。

李道行的妻子麦克蒂伦是英国人，她入乡随俗，不留披肩发，不戴高毡帽，不穿连衣裙，整个衣着打扮及生活起居都和李家其他女子一样。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懂得中国的历史，并能弹得一手好钢琴，还会拉手风琴。每天早上，她都会教本家子弟学习英语，中午教他们音乐。麦克蒂伦勤劳朴素，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她亲自缝纫。

历史因文化而长青，民族以文化而传承。李家深知文化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重要性，他们不但建设了私塾院，还不惜重金聘请名师，让子女们学习“程朱理学”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新文化。

李家不但重视本族子弟的学习情况，还关心其他地方的教育。万泉书院坍塌时，李敬修带头捐了五百金，并又出资在本村修建了一所小学校，每年还拿出三十金做补助经费，使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三原县建造朱文公祠时，李敬修也慷慨解囊，捐赠了五十金。亲戚朋友中有因贫穷而无法读书的人，他一定劝其继续到学校学习，并且每年资助他们上学的费用。另外，各地修庙施银的事更是不胜枚举。

万泉县学堂成立时，李敬伦亲自督察教务，从家中拿出藏书一百余种，供后辈学生阅读。

李道升一生不慕名利，潜心修身养性。他虽然八岁丧父，但受了叔叔伯伯的影响，对慈善事业也是不遗余力。高村庙育婴堂兴建时，他捐了五百两银子，县立高等小学校筹建时，他又捐银千两。本村国民学校经费紧张，他便每年资助白银三十两。他始终认为，人是立国之本，教育是兴国之路，只有振兴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国家才能强盛，百姓才能富裕。

“但将荣辱连家国，未敢丰盈忘苦寒。”李家大院同福堂这幅对联是对李家以善为本的生动写照。在私塾院的影壁上雕刻着“司马光砸缸”图，旁边写着两行字：“拥林千顷眼底苍浪方悟种德若种树，存书万卷笔下瀚海才知做文即做人。”李家人深谙“种德若种树”的道理，一代一代，每个人都身体力行，言谈举止间无不在向后人阐释着“善”的深刻含意。

“积德行善，为民造福”，这是李家人世世代代永不改变的人生信条。

李大猷之妻王和君出生在中医世家，她擅长针灸，经常义医行善。李大猷英年早逝后，风华正茂的她强忍住内心的悲痛，还亲自为找上门来的患者把脉治病，依旧是分文不取。

李敬修之妻王氏，贤良淑德。辛亥革命军南下经过村中，她亲自设饭款待。后来王氏因为丈夫去世，便跟随儿子李道行居住在太原。在太原期间，她对街巷之内的孤寡病残无不抚恤，凡贫而无力丧葬婚嫁者均给以资助救济。有一年流行瘟疫，王氏从母亲那里得到治疗眼疾、喉症的药方和医术，于是从天津、北京购回各种丸散膏丹，舍施济世。病情严重者，她亲自上门施行手术，皆分文不取。有的人借贷钱粮无力归还时，她也一笔勾销。

民国十七年，河东大旱，王氏写信命其子李道行、李道临：“尔虽负债，然本地连年荒旱，灾黎嗷嗷待哺，尔必竭尽全力筹赈，以继乃父之志”。

民国十八年，王氏七十寿辰，李道行、李道临商议为母祝寿。王氏闻后推辞说：“历年天灾人祸，相寻无既，兼之倭寇东北，国事日急，民不聊生，何如以此等冗费，助国家军饷，赈济各处灾黎乎！”

民国十九年，阎锡山动员全省各地富户资助兴建公路，李道行组织李氏家族中院李道在、李道荣、西院李道临、南院武氏（李道升去世，其妻武氏主持家务）等，代表万泉县的西片和南片共36个村庄，每村捐1000元银元，共36000元银元。

民国二十年，为方便村民饮水，李道荣在村南买地修池蓄水。为了救济贫困户，他规定凡是修池者都有工钱：小工每五天一元（银元），中工每四天一元（银元），大工每三天一元（银元），并公告明示：不管来自何地，只要参加修池者，每人每餐一大碗烩菜，两个大蒸馍。结果，原猗氏、万泉、临晋、荣河等县的饥民都涌到阎景村来修池度荒。经过两年施工，南池竣工告捷，阎景村从此再没缺过水，邻村的村民在天旱的时候也来阎景村南池担水。

李道行早年留学英国，思想比较开放，是个爱国主义者。当他看到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讨袁宣言后，激动不已，将自己筹集的三千块银元捐献给了孙中山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民国二十七年，李道行把私藏的五十余条枪和一千余发子弹捐献给汾南支队，另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德国造手枪交给了汾南支队队长。

一九四九年，李道行把孙子李同温送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革命浴血奋战……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李家人“不因果报而行善”的高尚情操可谓“上善”，他们所推崇的慈善思想正如潺潺流水一样，缓缓地流淌进了无数人的血脉。

上至皇上和总统，下到平民老百姓。

又是诰封又是匾，李家善名传得远。

自古以来，富可敌国的家族不计其数，然而像李家这样官民共誉的家族却并不多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富人多骄奢而吝啬，而李家却能节俭而豪舍，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一个“善”字。

“有限人生应以良心挑日月，无穷世界当留至善写春秋。”在李家大院里，让人温暖的“善”字随处可见。大门名为“广善门”，门楼上的牌匾上题写着“修德为善”，廊内悬挂着“论善名言”，高大的影壁上有一幅《百善图》，图中嵌有365个字体各异的“善”字，意在告诫后人要每日行善。在墙壁的显眼处，还写着“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无止境，善不等待，善不图报”，这二十个字当是李家慈善文化精髓之所在。

一心为民的人，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在李家大院的功德堂里，盛满了官府及民间对李氏家族的褒奖和赞誉：

清光绪三年，李家因乐善有德，清政府赠封“廷”字辈的李廷槐、“文”字辈的李文蔚、“敬”字辈的李敬义为奉政大夫（清正五品），并分封他们的夫人为宜人。

清光绪十六年，万泉县县令鹿公以及清右副都御使奎中丞和刘学使分别赠给李敬修两块“急公好义”和“乐善好义”的匾额。

清宣统元年，万泉县知县丁璜为李道在赠送“孝廉方正”的匾额。

民国五年，阎景村全体村民赠给李敬伦“为善有方，世人标的”的匾额。

民国五年、民国七年，万泉县的县、乡、村民分别为李敬修、李敬伦刻了“李公省吾德行碑”和“李公常五德行碑”，以歌颂他们的高尚品德、记录他们的善行义举。

民国七年，国民政府授予李道在“四等嘉禾章”。

民国八年，李敬伦之妻岳氏去世，岳氏温柔贤淑，虽生有一子道荣，却把李敬伦前妻所生的一男（道在）一女视同己出。缝织的新衣道在先穿，家有好饭道在先尝，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民国七年，道在被推举为京城众议院议员，见继母年事已高，便不想前往。岳氏说：“读书所以济世，正宜补救时艰；拨乱首重安民，岂可休闲丧志。有汝弟道荣在家，你必速去，勿挂念我。”岳氏去世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颁赐“彤华垂耀”匾额，以褒其深明大义。

民国十七年、十八年，李家因赈灾有功，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给李家颁发了一块“博施济众”的牌匾以示表彰，万泉县县长王德成也为李家颁发了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匾。

民国十八年，李道行母亲王氏去世，万泉县三十六村为其赠送“泽润河东，懿范永垂”匾额。

民国十八年，李道升去世后，阎景村全体村民赠送“德风善霖”匾额。

李道升之妻武金枝，尊老爱幼，体恤贫困，经常周济乡里，每年逢年过节，必组织四个儿媳给长工们送去酒肉饭菜，毫无怠慢吝啬之意。凡有求于己者，必全力相助。武氏去世后，阎景村全体村民为她赠送“懿德千古”匾额。

李道行病逝于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老百姓至今说起此事仍是额手称庆，说：“善有善报，老天爷怕他在‘文革’期间遭罪，提前把‘善人’收走了。”

在晋南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小故事，大意是说有个盗墓贼曾经想挖李家的祖坟，但是却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他们都说李家是大善人，挖李善人的坟是造孽，会遭报应。可见“李善人”这三个字已经根深蒂固地住在了人们的心里，不是神灵却胜似神灵，这是人们对“善”的敬仰和崇拜，他们深信，无论沧海桑田，只要李善人的后人还在，这种慈善精神就不会消逝，而这首歌谣也将世代相传，成为永恒的经典。